[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析]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张沁悦;马艳;刘诚洁

    文章梳理总结了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中国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阐明了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是其重要来源,官方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和总结,并指引学界的研究立场和方向。由经济思想向完善的经济理论发展需要处理好学界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基本原则是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评判标准为是否与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保持一致,具体实施路径是着力解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践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

    2018年01期 4-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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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路径

    杨小勇;王文娟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判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脉络进行梳理,厘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过程及内在逻辑,在当下显得尤为必要。现阶段我国人民的需要整体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层级交叉共存的态势,“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成为阻碍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制约因素。文章通过剖析和解读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生成轨迹,以及“美好生活需要”内涵的演变来揭示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并针对矛盾的化解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018年01期 17-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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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基于增长收敛理论的识别及“双轮驱动”检验

    刘金全;王俏茹;刘达禹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可理解为一国在中等收入水平处收敛而达到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新常态时期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否意味着我国在向中等收入水平收敛?这一命题能够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重新审视新常态时期的种种变化,进而为引领新常态提供新的理论思路。文章首先通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发现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将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那么,新常态时期我国是否具备向高收入阶段跃升的动力条件?文章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在新常态时期得到明显提升;两大驱动因素之间则以相互强化的方式发挥其内生作用,并在新常态时期以更高的水平相互融合,这一良好势头说明我国阶段性动力转换初具成效。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

    2018年01期 29-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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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公司特质风险:刺激还是抑制?——基于通径分析的经验证据

    花冯涛

    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对公司特质风险有直接影响。已有文献均采用“黑箱”范式分析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特质风险的影响,且结论不一。文章选取2006年至2015年的深沪A股数据,采用SEM通径分析法,从知情交易、噪声交易和公司治理三个途径,分析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特质风险的作用,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特质风险同时存在刺激效应和抑制效应。刺激效应是指机构持股通过知情交易,扩张私有信息套利,推动公司特质风险上升;而抑制效应则通过公司治理降低噪声交易和私有信息套利,从而抑制特质风险。前者大于后者,总效应表现为机构持股和公司特质风险之间呈正相关性。该研究明晰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特质风险的作用机理,同时也说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作用仍有待提高。

    2018年01期 43-56,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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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阻断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基层政府支出政策更有效吗?

    潘星宇;卢盛峰

    利用公共政策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扶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文章基于1989-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九次家户调查与个体6-16岁时期不同政府层级的分项公共支出匹配数据,在省、县政府—家户—个体的多维系统设计下,有效评估了省和县两级政府支出政策在阻断中国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公共支出既可以通过补充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直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又能通过提高父亲收入来间接减缓贫困代际传递;(2)相对于省级政府支出,县级政府公共支出对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研究表明,切断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基层政府需要增加针对贫困人群的科教文卫等民生性支出,同时应更好地发挥基层政府在贫困精准识别中的信息优势。

    2018年01期 57-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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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价、住房支付能力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常雪1;苏群1;周春芳1;2

    房价上涨过快,不仅导致居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承受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还可能致使行为人寻求非正当渠道获取财富,甚至产生报复等极端行为,由此致使刑事案件增多。文章利用1999-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住房价格和住房支付能力的角度对刑事犯罪率不断攀升做出解释,并构建收入差距这一中介变量分析影响途径。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比、教育、福利支出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房价上涨对犯罪率攀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并且以房价收入比衡量的住房支付能力越差,犯罪率越高。另外,房价上涨会恶化收入分配,导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增强,间接强化了对犯罪率的刺激作用。因此,控制房价的非理性增长不仅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01期 72-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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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纪委的独立性与廉洁性影响了反腐力度吗?

    徐雷1;李健2;赵丰义3

    随着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和廉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文章基于对反腐力度测度指标的重新选择,以纪委书记是否为异地交流作为反腐机构独立性的测度,以纪委书记是否存在违纪行为作为反腐机构廉洁性的测度,实证检验了反腐机构独立性和廉洁性对反腐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能够提高反腐力度,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中央“空降”的纪委书记,而其他省份平行调动的纪委书记却对反腐力度没有显著影响。纪委书记自身违纪对反腐力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反腐机构自身廉洁的重要性。文章结论为我国反腐工作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持,对我国纪检监察体制的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2018年01期 87-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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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庭重组降低了子女受教育水平吗?——基于CHARLS的经验证据

    丁从明;张培莹

    教育是家庭和个体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一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伴随经济社会转型,重组家庭规模不断增加,而家庭结构变动对子女受教育影响的定量研究却付之阙如。文章首次采用CHARLS(2014)微观数据研究了家庭重组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1)与完整家庭相比,重组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降低约12.18%-15.5%,父母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减缓但并不能消除这种差异。(2)家庭重组对男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女受教育水平分别下降约14.26%和7.44%。(3)文章进一步从重组家庭的组合类型研究了性别差异背后的原因,发现与生父继母型家庭相比,生母继父型家庭使得男孩的受教育水平降低约24.21%;但对女孩而言,家庭重组类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讨论未成年人受教育水平问题时,需要更加关注家庭结构和重组类型所产生的影响。

    2018年01期 102-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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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 经济实验如何才会更有效——兼对杜宁华先生批判的回应之一

    朱富强

    针对有关“强分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指责,文章指出“主流”和“非主流”在当前经济学界的客观存在,主流经济学体现了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也影响了经济实验,并产生了实验经济学的主流取向,它倾向于将数学逻辑与经济实验相结合而构建类似“双盲”的简单情境。不过,“双盲”实验由于构造与经济人相适应的社会情境而“验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这具有很强的同义反复性,从而并不符合科学的要求。同时,针对“‘双盲设计’是为了实现内部有效性”的辩词,文章指出,经济理论优劣和进步主要决定于它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又以理论的内部有效性为基石,不过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根本上体现为行为逻辑的真实性而非形式逻辑的一致性。但是,主流实验经济学严格条件控制的“双盲”实验所实现的内部有效性恰恰只是体现为形式逻辑一致性,而非主流行为经济学放松条件控制的实验却发展众多有背主流经济学的行为效应,这些效应的萃取和综合就可以形成更为完善的认知体系。通过这两方面的逻辑考辨,我们可以更加清楚,为了促使经济实验更加有效,情境设置就应该逐渐具体化和现实化,而不是固守“双盲”实验。

    2018年01期 114-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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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

  • 论商标使用在商标侵权判定中的独立地位

    刘维

    商标使用行为在商标侵权理论和实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由于其概念的抽象性、法条规定的概括性,商标侵权使用行为的要件地位和界定方法一直“迷雾重重”。商标使用行为区别于商业行为,两者具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和法律性质,商业行为的界定只是判定商标使用行为的第一步,并非商标侵权构成的独立要件。考察商标侵权救济的历史可以发现,商标使用行为是商标侵权救济的传统形式,对商标进行非来源识别意义上的使用,不属于商标权的控制范围;从体系上看,商标使用行为是划分商标侵权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划分商标直接侵权与商标间接侵权的标准,只有商标使用行为才可能构成商标直接侵权行为,而一旦构成商标使用行为,则落入商标直接侵权的范畴,无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在商标侵权构成的诸要素中,商标使用行为内涵区别于混淆可能性、商标正当使用。

    2018年01期 130-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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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公路经营权契约规制论——以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为中心

    陈学辉

    我国公路经营权伴随公路基础设施民营化和股份制改革而生,其性质属于源自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民事权利。基于公路经营权的私权利性质与公益性特点,传统命令与控制的监管方式无法达到有效的监管目标。契约规制是一种新型的规制方式,运用于公路经营权时主要表现为:通过在特许经营协议中安排规制性条款,实现公路经营企业自愿地接受和担负起监管责任。这些监管性规范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公路经营权的契约规制旨在通过正当程序形成具有监管效果的契约条款,达到私人主体依照合理价格持续提供公共服务的调控目标。

    2018年01期 140-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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