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升级

  • 外生冲击、融资模式选择与制造业升级——兼论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孙巍;董文宇;宋南;

    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了强烈的负向外生冲击,如何调节金融供给环境,以释放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逆境中的科技创新,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是应对危机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分析外生冲击下融资模式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发现:总体上,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呈现抑制作用,而股权融资则发挥促进作用。与正向外生冲击相比,负向外生冲击会降低企业的融资规模,并且债权融资下滑非常显著,而股权融资下降比较缓慢。相较于正向外生冲击,负向冲击下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更严重的消极影响,但股权融资具有更突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当前金融体系更有针对性地保障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对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制造业升级具有政策启示。

    2020年04期 v.22;No.126 3-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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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持人语

    孙巍;

    <正>在我国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持续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以政策手段延续了经济活动的行政控制力量,但却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如果过早退出政策性手段对市场的干预,带有典型滞后性特征的市场机制或许不足以保证资源配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在政策性手段的持续干预下,很多经

    2020年04期 v.22;No.126 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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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升级]

  • “营改增”改革、产业联动与制造业升级——基于减税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制检验

    倪婷婷1;王跃堂2;王帅3

    既有“营改增”文献多集中于分析其对服务业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制造企业的影响。理论上,“营改增”会通过减轻制造企业税负和促进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两条路径带动制造业升级,那么这二者作用力孰大孰小?文章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营改增”对制造企业升级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营改增”促进了制造企业升级,且该效应可以持续两期;地区服务业集聚在“营改增”推动制造企业升级中起到了明显的中介效应,而流转税税负降低的作用有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营改增”改革明显促进了民营企业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强地区的制造企业升级,而对国有企业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地区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揭示了“营改增”改革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论对当前减税和产业升级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2020年04期 18-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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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 开发区设立、区域偏向与企业绿色创新

    邱洋冬

    绿色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文章研究开发区设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结合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偏向特征,探讨开发区设立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差异及其逻辑机理。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从整体上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并且激励作用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开发区设立的中西部偏向有损经济的可持续性,开发区设立对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并且从长期来看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仍然激励不足。研究还发现,开发区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可能主要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本地竞争、对外开放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由此可见,开发区设立只有与本地经济特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才能更好地推动绿色创新与环境治理共同发展。

    2020年04期 49-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8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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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基于经济增长与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杨伟明1;3;粟麟2;王明伟3

    发展普惠金融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文章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并采用省级互联网网站数量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以控制计量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效果显著大于农村居民;(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创业行为显著提高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3)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差异化影响;(4)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效果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研究结论对认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际价值、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020年04期 83-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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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 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使命、优势资源、实施重点

    花建;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所谓"高质量"是指真正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活跃增长极和升级样板区,担当国际枢纽的作用;"一体化"是指实现长三角四省市文化产业在政策、市场、对外开放等层面的高度融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借鉴世界主要大城市群持续升级的经验,自觉承担起国家赋予长三角的使命;挖掘长三角共有的江南文化基因,并且在现代意义上予以阐发;突出创新驱动,培育和壮大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推动各类要素的全域流动,加快文化产业的互联互通;突出对外开放的新优势,成为参与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亚太门户。

    2020年04期 v.22;No.126 32-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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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资产证券化

    李佳;

    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将对银行微观经营环境产生负面作用,进而影响银行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动机。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微观行为变化—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关联链条,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促进了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进一步探讨该正向影响的内在机理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期限错配、风险承担及盈利水平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推动银行发展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动机,说明银行发展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政策频繁调整带来的负向冲击。文章为科学制定资产证券化发展策略,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政策频繁调整的背景下,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来稳定银行行为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0年04期 v.22;No.126 64-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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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

  • 金融化世界中脆弱的理性之源——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思考

    任瑞敏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经济系统外部的突发事件,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凸显金融化世界的脆弱性,究其原因在于人类的理性及其背反。文章基于经济哲学的视域既探微经济现实,又跳出经济系统本身,透过现象的特殊性寻找其背后的一般性。整体而言,经济世界金融化体现了人类用理性的创造力控制经济秩序的高度,通过将经济权力集中于金融体系,设计了一个以金融为核心的看似有序的经济秩序,但也导致经济系统对理性创造的高度依赖,产生了脆弱性。理性的背反极易在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引发脆弱的破裂进而产生危机,正如这次疫情所示。这源于理性的无视和认知的限度使突发事件往往在理性预测系统之外,经济同质化引发危机的连锁反应;贪婪与恐慌引发的“动物精神”和“囚徒困境”能够消解理性构筑的防线,是推动经济系统性坍塌的主要力量。降低脆弱的终极应对是减少对理性的过度依赖,培育市场的反脆弱机制,同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共存并从中获利。

    2020年04期 95-10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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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

  • CEO声誉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双刃”效应研究:“逐利争名”还是“取义舍利”

    徐宁;张阳;徐向艺;

    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与文化情境之下,CEO声誉究竟是提高盈余质量的有效治理工具,还是强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驱动因素?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将委托代理理论与中国"面子"文化相结合,运用2012-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CEO声誉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双刃"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CEO声誉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CEO声誉存在一个阈值,低于该阈值,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超过该阈值,则演变为负相关关系;CEO声誉通过倒U形曲线效应影响了CEO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成了CEO声誉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倒U形关系,即CEO风险承担水平在两者之间具有非线性中介效应。通过拓展性分析发现,国有股权属性、CEO股权激励、CEO复合型职业背景均可以弱化CEO声誉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揭示了CEO声誉在中国情境下的双重治理效应及作用机理,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2020年04期 v.22;No.126 107-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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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管从军经历能否抑制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基于高管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视角

    曹雅楠;蓝紫文;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遭受重挫,如何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成为政府和投资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文章从微观层面考察高管个人从军经历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能够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董事长从军经历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地,高管从军经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在公司由"非前十大"审计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具有从军经历时更加突出,即从军经历通过两种机制影响高管隐瞒坏消息的动机:(1)高管从军经历具有烙印效应,当公司治理环境较差时,可作为公司正式治理机制的替代机制;(2)从军高管和从军官员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既能降低公司陷入困境的概率也能约束高管的信息披露行为。文章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作用路径,并对新兴市场国家中企业如何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具有启示意义。

    2020年04期 v.22;No.126 123-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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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治

  • 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基于路径检视的逻辑展开

    詹馥静;

    我国反垄断法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窄化为"垄断高价""限定交易"等滥用类型的专门规制,不仅造成规制范围的限缩,也容易导致规制标准的混淆。文本规范的限制和解释进路的乏力,与大数据市场滥用规制的必然需求形成冲突对立的紧张关系。传统规制框架须因应大数据领域的市场特性,从市场势力识别、滥用行为甄别和竞争损害效果分析三方面作出相应调适。具体而言,首先,要结合数据价值链的现实场域识别市场势力;其次,借助"单方排他性和剥削性滥用"的法律构造,甄别和归纳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最后,对反映大数据竞争扭曲形式的"限制互操作性""不当采集和使用数据"等行为建立相应的识别方法和竞争损害分析。

    2020年04期 v.22;No.126 138-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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